惠天听书（www.httingshu.com）欢迎您！作者权延赤毛泽东在红墙内讲话，地球也可以颤动，但是他要随便走出红墙一步却是不可能的。他必须经过有关部门的同意，并作出安排……。他，曾多么羡慕那些工人、农民、士兵和普通市民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呵！1955年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总统来华访问。我跟随毛泽东去机场为苏加诺送行。飞机起飞后，毛泽东忽然对我说：“银桥，我们找一个饭馆吃饭吧。”我提议说：“咱们吃羊肉泡馍吧．我在那个饭店里面吃过的。”当时饭店不到营业时间，所以事情好办，好警卫。饭馆里只有他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毛泽东不爱吃羊肉吃不了几口，他只是深情地环顾着属于饭馆的一切。这一切很能够唤醒那些遥远而亲切的记忆。他还“微服私访”，到丁家花园看了一个姓丁的老头养的菊花。这种活动对他来说是莫大的享受，可惜次数太少了，屈指可数！1958年3月13日，毛泽东参观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之后，出来正值吃午饭时间。他坚持要到饭馆吃顿饭，便来到长春道的正阳春饭馆。本来也作了安排；不会有外人进来。附近都布了哨。可是毛泽东憋的慌，到窗口望了一眼街景。

就这一眼，被对面楼上一位晒衣服的妇女发现了。那妇女惊喜的叫喊：“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万岁！”自从”毛主席”与“万岁”成为不可分割的词组后，事情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喊毛主席就必然有万岁，喊万岁就必然有毛主席。刹那间，人群从四面八方潮水一般涌来，万岁声一阵高似一阵。尽管其中许多人想见却没有见到毛泽东。这种欢呼场面同我在陕北见到的欢呼场面已经有所不同。陕北老乡喊万岁，不同年龄性别的人各自有鲜明生动的特色；天津群众喊万岁缺少各自特色，表现是的同一种形态的热烈。或者还带着盲目。这下可热闹喽，沸腾的人群包围了正阳春饭馆。附近路口全堵满人。交通瘫痪，交通警察也跟着挤，他们也想看一眼毛主席嘛。毛泽东想到群众中去，我们自然不答应。其实这种情况这种场合走到群众中又有什么用呢？再不可能像陕北那样捏着把粪肥推着碾子与老乡们聊家常、调查、研究社会实际了。人和“神”只有祈祷和恩赐的关系，不可能有平等对话的关系了。从上午一点多到下午五点多，我们被包围了六个多小时。警备区用一个排的兵力硬把一辆“华沙”小轿车推进了人群，挤到了“正阳春”门口。一群剽悍精壮的战士好不容气将毛泽东护送上了车。“华沙”车小，毛泽东平时坐不进去。那天是被警卫战士们硬塞了进去的。然后，依然由战士们前面开路，后面推车，终于冲出了包围圈。事后一收场，鞋子帽子、钢笔和手表收了七筐半。在北戴河，毛泽东曾因为群众喊万岁，聊不成天，他发脾气。可今天面对天津人民的热烈欢呼，看到如痴如狂的紧紧追随他的群众，毛泽东又无不陶醉的笑了。他也是只说了一句话：“又是一次黄鹤楼。”这话是褒还是贬？事实是，以后毛泽东只要露出“随便走走”的意思、有关部门便举出黄鹤楼和正阳春的例子。即便不说毛泽东的安全，也需考虑不要惊扰正常的社会生活啊。毛泽东一生英雄，却不得不在“黄鹤楼”和“正阳春”面前低头让步。久而久之，他习惯了深居简出的生活。1949年毛泽东与柳亚子泛舟昆明湖，我亲耳听到毛泽东对柳亚子说：“你现在可以赤膊上阵发表文章。讲话，现在与蒋介石的时代不一样了，你的人身安全是有保障的，你的意见是会受到尊重的。”可是十年后，到了1959年，我在庐山又亲耳听他说那位“赤膊上阵”写了意见书的彭德怀：“彭德怀，军队不踉我走的话，我可以重新到乡下去组织游击队，重新建军。”这是充满自信的挑战。他相信自己远胜于相信彭德怀，甚至胜于相信集体。后来事态的发展。确实证明了他这种自信有根据，有道理。他一句活能使整个党组织都瘫痪！他站在哪里，群众就会他被吸引着朝哪里跑。毛泽东曾经喜欢“万岁”，曾经不喜欢“万岁”。他后来厌烦”万岁”，又陶醉于“万岁”，他--始终处于这种矛盾中。

到了晚年；我虽然不在他身边，但是和许多人一样，可以感觉到他越来越限于口头上反对“万岁”反对搞个人崇拜。而事实上，却有意无意听任对他的个人崇拜发展起来，有意无意的鼓励了对他的”神化”运动。毛泽东晚年有错误，错误的责任却不在他一个人身上。全党全民应当从中自我反省才对的。

毛泽东很“土”吗？“土”这个土，要加一个引号。我认为，这种“土”上面包含了农民的生活习性与革命者艰苦朴素的主活作风这样两个内容。从毛泽东的“土”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过去和延续，看到一个伟大政治家、革命家的品格与追求。衣着总是首先露出“土”或”洋”。我先讲几个这方面的小故事。毛泽东从来不穿新鞋。一双鞋子拿来，总是先叫警卫员或卫士们代他穿一段时间。穿旧了他就要回来自己穿。战争年代，毛泽东不止一次将鞋让给没有鞋的战士们穿。这是“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的表率和榜样。

但是，不穿新鞋，让战士穿，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什么问题？就是个人的习性。有人喜欢穿新的，衣帽鞋子鲜亮是一种美。毛泽东不喜欢。他保持了农民讲求实际。实用的习惯，对于衣着以穿起来舒服为第一标准。“你们年青人穿新的精神，我岁数大了穿旧的舒服。”毛泽东将新鞋交给战士，将旧鞋要回来穿在自己脚上，“我们各取所好，好不好。”毛泽东的个人习惯和外表的落拓不羁，一半来自幼年时的农村生活，一半来自长期艰苦的战争生活。这一切是适应中国这个农业国的社会环境和艰苦的战争环境的。他经常深入农村搞调查，各种农活儿难不倒他。试想，对于一个经常下乡的人，田边地头随便坐，扶犁挥镰干两下，手提粪肥与老农聊天时，穿一身笔挺的衣服合适吗？记得1958年我随他去天津新立村参观水稻，一位中央首长和当地干部说一亩地产十万斤。毛泽东摇头，说：“吹牛。”他们用灯光照，用吹凤机往稻田里吹风，让小孩子往上站。毛泽东说：“这个靠不住，靠不住，你们站得越高跌得越狠。”他说那位中央首长：“你没种过地，你就会放大炮。我种过地，十万斤不可能么，你堆也堆不起来嘛。你骗不了我。”历史为毛泽东留下了很多很多带了一身补丁的形象。其实，他身上的补丁主要集中在外人看不到的内衣内裤以及粗线袜子上。而且这些补丁“千姿百态”．“不成方圆”。蓝布头、黄布头、灰布头，有什么碎布就补什么补丁。有时找不到布头还拿用过的医药纱布做补丁了。不同时期他说过这样一些不同的话：“没关系，穿里面别人就看不见。我不嫌弃就行。”“我的标准，是不露肉不透风就行”“我节约一件衣服，前方战士就能多一发子弹。“现在国家还穷，不能开这个浪费的头。”“没有条件讲究的时候不讲究，这一条好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仍然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一条就难做到。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做难做到的事情。”毛泽东对外衣的补丁还是“讲究”的。补了尽量选用同衣服本色相同或相近的布，补丁的形状也要尽量整齐规矩。他这样提要求：“你呀，找一块好布，帮我配合适了。外衣要穿给人看，太刺眼了对人家不礼貌。”进城后，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接待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知名人士。他要见张澜以前，吩咐我说：“银桥，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当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我们要尊重这位老先生，你呀去帮我找一件好一点的衣服来换一换。我在毛泽东所有的“存货”里翻了又翻，选了又选，竟然挑不出一件不破或是没有补丁的衣服。这就是毛泽东进城时的全部家当——没有一件像样的新衣服。因为他说过进京赶考的话。所以我说：“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了，您一件好衣服都没。”毛泽东说：“历来，这个纨挎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肯定会考出好成绩的。”“可是现在做衣服您也来不及了，要不您去其它首长那借一件？”“不要借了，补了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他不会怪我的。”就这样，毛泽东只好穿着补丁衣服见了张澜，以后又穿着这件衣服见了沈钧儒、见了李济深、郭沫若、陈叔通……可是我心里总有些难过。我们共产党打了天下，共产党的主席竟连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都没有。后来，毛泽东准备上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才到王府井，请王子清师傅为他做了一身新制服。这也许是因为毛泽东生性“恋旧”？他从没有扔过一件旧衣服。旧得无法补了，旧衣服就变成了补衣服的补丁布。那是在陕北杨家沟，我拎着一件磨得薄如蝉翼的，而某些部位补丁摞补丁、又厚似硬纸一样的灰军装，拿来给毛泽东：“主席，你看看吧，再穿出去就该出洋相了。说不定你作报告，在台上一做手势它就会碎成布片了。”毛泽东接过了衣服。没有他的批准，任何衣服不准扔。他将衣服小心翼翼放在大腿上，像抚摸着伤病员一样的抚摸那件旧衣服，抚平上面的皱纹。

“它跟我参加过洛川会议呢。”毛泽东的眼圈忽然湿了，茫然的望着那件旧衣服，沉入了静静的回忆。片刻，他又历数出了这件旧衣的几件“功劳”．叹了口长气说：“这样吧，用它补衣服吧。它可以继续发挥作用，我也能够继续见到它。”他讲这些话时的语调，仿佛眼前看到的不是一件旧衣服，而一位患难与共的老战友。随着年龄增长。毛泽东身体发胖了，许多旧衣服显小，不能穿了。他便送给儿子毛岸英穿。所以毛岸英身上也总是补丁摞补丁的，没有光鲜闪亮的时候。江青也是照此办理。到了60年代，江青开始了注意穿戴，毛泽东却仍然不变。

毛泽东外面的制服破了便送到王府井织补，内衣内裤依旧是补丁摞补丁。他接见外宾时，我总是要事先提醒他：“主席，坐沙发上您的收回脚来，一伸腿您就‘露馅’了。”因为他的粗线袜子上总是带者补丁，往出一伸腿，裤脚抽上来，袜子上的补丁就会显赫的露出去。久而久之，我将提醒他的话精炼成了一句：“主席，小心，‘家丑不可外扬’。”卫士们都负有“家丑不可外扬“的责任。毛泽东精于算大账。

政治上。军事上算大账，生活上他也算大账。转战陕北时期．我来到他身边，发现他只有一条毛巾。洗脸擦脚都用一条毛巾。而且那毛巾也没什么“毛”了。像块麻布巾。我说：“主席，您再领一条新毛巾吧？这条旧的擦脚用。擦脚擦脸的咱们分开它，好不？”毛泽东想了想，说：“分开就不平等了。现在每天行军打仗，脚比脸辛苦多了。我看就不要分了。分开了，那个脚它会有意见。”我扑哧一声笑了说：“那就新毛巾擦脚，旧毛巾擦脸。”毛泽东摇摇头说：“账不能那么算，我领一条新毛巾好像不值多少钱，但是，如果我们的干部战士每人节约一条毛巾，这笔钱就够打一个沙家店战役了。”毛泽东对床铺是很讲究的，他说过：“这个人生命的三分之一是在床上度过的，我在床上的时间可能要更多一些，所以这个床一定要搞舒服它。”毛泽东讲这个话，并不是他睡觉多。他睡觉时间比平常人大约少一倍，这话咱们以后说。他在床上时间多，是因为他有躺在床上读报看书，批阅文件的习惯。他是怎样把床铺搞舒服些呢？大家听个意思吧。首先要“硬”．要“凉快”。陕北都是火炕，他睡不惯，他怕热，不怕冷，走到哪儿都是睡门板。记得有次走过河底村，房东的门板卸不下来，他不得不睡一次火炕。房东家的孩子在县里当干部，回到家里听说了，埋怨母亲一番，当即锯了门轴。毛泽东晚上回来听说了，连呼“乱弹琴”，他急忙检查那两扇门，确信没有影响，才放心下来。夜里卸下门板做床，他比头一天少吃一次安眠药，便睡着了。进城后。他一直睡木床，巡视全国走到哪里都是睡硬木床，从来不睡那种柔软富于弹性的沙发床、席梦思。夏日天热，他的硬床上就尽量少铺东西。出汗多，他就在枕头上垫几张旧报纸。报纸常被汗水弄湿弄破。年年如此，算是一种“讲究”和“浪费”吧。其次，他还要求床足够大。陕北的炕，足够大，门板放在炕上，这个“床”便很可观了。进城后，他的木床有五尺宽，大家参观中南海时都可以看到。为什么要大？为了看书方便。他有躺下看书的习惯，床的一半是留给书的。现在毛泽东故居的床上摆的书还不算多。毛泽东在世时，床上的书比现在多的多，堆得高出了一尺。

他不看书是睡不了觉的。不看报刊是起不了床的。

第三，毛泽东对被褥也是有讲究的。什么鸭绒、驼绒的他不喜欢。更讨厌的确良布。他喜欢棉布、棉花。色调越淡越好。被褥是里外白布，用块白布包起来的荞麦皮枕头，补了又补的睡衣和毛巾被，进城就是这些东西，逝世时仍然用着这些东西。每当卫士们去参观毛泽东故居，常常触景生情，泪溢眼眶，不能自己。毛泽东还有一块旧军毯，很珍贵，外出也要带着。他习惯将毯子搭在床栏上，下面塞个枕头，靠在上面办公、批文件。我说过，他有躺在床上批文件的习惯。宋庆龄知道毛泽东这个习惯后，便送给他一只挺高级的大枕头。毛泽东对宋庆龄是特殊尊敬的。他收下这个枕头，在床上摆了一段时间，毕竟他享受不了，收到仓库里了。仍是将毯子搭在床栏上，下面塞了自己的那个白布荞麦皮枕头。他说：“我习惯了，不想变了。可能有人不相信，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从1953年底到1962年底，毛泽东没做过一件新衣服。他总是用清水洗脸，从未用过一块香皂。手染了墨或油污洗不掉，就用洗衣服的肥皂洗。他从没用过什么“霜”。什么“膏”、什么“油“之类的护肤品，甚至也没用过牙膏。他只是用牙粉。他说：“我不反对用牙膏。生产出来就是为了用。那不用，还发展不发展生产？不过，这个牙粉也可以用。我在延安就用牙粉，我习惯了。”他的牙刷什么时候变成了“不毛之地”．什么时候才肯换新的。他一直使用着毛竹筷子，大饭店里的象牙筷子他一次也不用。他说过：“太贵重了。我用不动它。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广播小说《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作者：权延赤，是由雨音、宏军为您播讲的，今天就到这儿，明天请听下一讲。